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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社会病

[导读]: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。社会发展正是通过不断解决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而前进的。没有社会矛盾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动力。但如果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基...

  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。社会发展正是通过不断解决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而前进的。没有社会矛盾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动力。但如果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基本规范,在社会总规范内仍得不到解决,甚至愈演愈烈,那就是社会病了。吴敬琏、张维迎、于建嵘、孙立平、张萍、杜维明等众多知名学者,在不同场合,都曾说过“我们这个社会病了”。那么,病在何处?因何而病?该如何调理治疗?

  新华社深度调查记者李松,在连续推出《中国隐性权力调查》、《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》两部畅销调查系列作品之后,又一鼓作气推出了第三部调查系列作品《中国社会病》。依然是他一贯的风格,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锐嗅觉,通过翔实的调查,对当今中国社会病态做了“典型而深刻”的扫描与分析,而且还尝试着做“社会医生”,与他采访的各界精英一起寻求治疗之道。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,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、社会矛盾有着远超出外界想象的复杂性、长期性和系统性,自非一人能窥清。但李松的“一人所见”,对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病,却是大有启发意义的。

  李松在《中国社会病》中开门见山,提出他的“社会病”含义:“社会病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缺陷病,以及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有失公平、有失水准、不尽合理的不利于人类健康成长、进化以及社会良性进步的所有社会不平衡现象。”杀人不为越货,利刃一次次挥向无辜,母亲从楼上扔下自己的孩子,儿子雇凶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姐姐,穷凶极恶者在公交车上点燃汽油,不满社会者将屠刀一次次对准稚嫩的孩子;无毒不成餐,假酒,瘦肉精,三聚氰胺,苏丹红,染色馒头,溴酸盐,牛肉膏,地沟油一茬接一茬,你刚唱罢,我又登场;老人倒地不敢扶,亲兄妹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对簿公堂,曼妙女郎不仅“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泣,也不愿坐在单车上微笑”,更要强调“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限来时各自飞”;打酱油、俯卧撑、躲猫猫、喝开水、做梦,山寨手机、山寨小黄鸭、山寨白宫、山寨天安门、山寨局长、山寨司长,诚信已无处安放;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、“我爸是李刚”、“穷人的房子不配有厕所”、“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”,价值观由扭曲到混乱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?

  李松在《中国社会病》中抛出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:“公平正义比太阳有光辉”,但我们拿什么来终结高速公路暴利收费?出租车司机干吗这么拼命?富人为什么要移民?社会转型催生了许多“新生群体”,但“拆迁富翁”为什么充满了未来隐忧?“摩尔狂潮”背后为何是农民失地之痛?“网络打手”是怎样的江湖生存状态?“私人侦探”有着怎样的从业内幕?“网络钓鱼”肆虐究竟是谁之过?“期待幸福快乐来敲门”,但为何“幸福社区”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?“带薪休假”为何那么没有底气?为什么国人总是在忧虑拿什么看病靠什么养老?为何面对“你幸福吗”只能左右而言他?民生权益成了看不见的“黑洞”,暴雨之时城市只能看海,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成了说着玩的,政务中心离“阳光”还很遥远 ,底层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

  中国社会不仅病了,而且病得很重。不仅公正、公平等基本社会伦理原则失守了,就连对最基本生存与安全民众也充满焦虑。“权势为王,金钱至上”的潜规则已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,里里外外。潜规则维持着社会的表面“正常”强大,实际异常脆弱,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,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。有病不可怕,关键是要找到病根。吴敬琏说,中国社会病的根源在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,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;于建嵘说,中国社会的“病态”是“溃散”,人们没有了敬畏之心,没有了目标,没有了信仰,只有恐惧;杜维明说,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市场化,所以要唤醒中国人“仁义礼智信”、“温良恭俭让”的基因。在李松看来,中国社会病是出在民生问题上,因为一旦民生出问题,民众就会失去恻隐、廉耻之心,失去对生命、正义、善良、人性的基本敬畏和判断,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冷漠和人间悲剧。由此,要医治好中国社会病,最急迫的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。

  民生连着民心,民生凝聚人心,民生意味着一切!李松认为,“民生”分为三个层次:首先是民众基本生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,具体包括社会救济、最低生活保障状况、基础性的社会保障、义务教育、基础性公共卫生、基础性住房保障等内容。其次是民众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层面上的民生问题,具体包括充分就业、基本的职业培训、消除歧视问题、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,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等。第三是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层面上的民生问题,主要包括民众能享受到较高层面的社会福利。比如公立高等院校的学生得到免费教育;住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一位劳动者;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全面保护等。

  鉴于中国社会病已由最初的“手段方式失范”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规范信任和遵从的侵蚀,公民对社会的“神圣感”和目标信念已经动摇,甚至出现了“根本目标取向失范”、“无法无天”的现象。因此,李松认为,改善民生的关键是“一切都必须置于法治之下”,要通过公正的合法渠道,缩小收入差距,减轻人们就业、就学、住房、医疗方面的压力;要通过法治,给弱势人群更多的话语权,给他们更多的尊严感和成就感;要让制度切实保障每一个人:只要做出努力,就有获得成功的机会。社会病容易交叉影响、相互模仿、将病就病、恶性循环,因此,李松在书的“尾篇”专门提出了加大“社会心态”的调适力度问题,要通过提升民众安全感、完善社会诚信体系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,让“中国梦”离现实更近一步。

  历史表明,社会转型期通常都是社会病的高发期。中国如此,当年的美国也是如此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说1890年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,“分水岭这一边,是一个农业的美国”,“分水岭那一边,则是一个城市化的现代美国”。但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进步主义运动,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和法治体系,有效缓解了社会病。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,只要我们将社会病作为系统工程长期治理,就一定能成功跨过这个历史的“转折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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